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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视、懒散、被动、生活的痛苦,贫穷限制了想象?到底是什么才是人穷的本质原因?
今年的诺贝尔奖给出了答案,真不止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,而是有更复杂原因,导致了贫困,也让穷人难以脱困。
这是诺贝尔奖20年来再次将焦点放回到“贫困”这样的全球性问题。
1998年,阿玛蒂亚·森也曾因为对解决贫困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奖,他从信息论角度解读了:穷人之所以穷,很大程度上,是因为他们获得的信息“不值钱”。至今,这条判断,仍有极大现实意义。
有趣的是,阿玛蒂亚·森和这次获奖的阿比吉特·班纳吉同属印度裔,看来这个高贫困人口国家出身的经济学家,更有激情要解决贫困问题。
对比之前几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制度经济学、人性经济学、气候经济学的偏爱,诺奖终于回归了对现实棘手问题的关注。
毕竟,现在全球还有仍有7亿多人生活在极低的收入中,就在几年前,全球还有10亿人每天收入小于0.99美元(7元人民币)
就像一位经济学家说的:经济学研究必须要重视大多数人的问题,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满足少数精英所认知的效率。
回到正题,从三位获奖人具体研究成果来看,其实他们通过实地试验、调查大量贫困样本,实证了中国的几句老话:贫贱之人百事哀;唯有读(xue)书(xi)高;穷则思变 。
1、贫贱之人百事哀
穷人即便再穷,也会去买电视、游戏机、垃圾食品、手机。为什么?
因为他们平时要花大量精力去“应付”生活的窘况,仔细规划每一分花销,生存压力极大,如此,从生理上说,就需要大量内啡肽、多巴胺来缓解这种精神痛苦。
而电视娱乐节目、游戏、垃圾食品、手机俗辣内容,是最低成本刺激兴奋激素的兑现最快、最便宜的手段。
但同时,此类东西占据了穷人求生以外的大量时间,让他们缺乏主动求变的“上进心”,只能在“百事哀”和短暂的激素快乐中循环。
此外,穷人在医疗上不重保养和预防,而是强调下猛药治好病,不要耽误工作,结果身体在劳心劳力中被拖垮,最后,甚至因病更贫,走向更加贫困的深渊。
2、唯有读(xue)书(xi)高
因为上述“百事哀”的摧残,穷人没法思辨地去理解学习的意义。
在他们看来,学习的投资周期太长,回报过程太慢,总感觉不能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,而学习的过程又加重了乏味和枯燥,所以,他们缺乏耐心去学习和理解很多新事物。
比如,他们没发意识到接种疫苗能省下很多的医疗费用,正确使用化肥可以事半功倍……“稀缺”的思维方式,没有意识和动力改变思维方式,才是症结所在。
所以,不能理解“唯有读(xue)书(xi)高”,穷人群体只能更多地“遗传”“固化”这样的意识,极少能实现阶层跃迁。
最终,就像跟踪14个孩子成长56年的系列纪录片《人生七年》那样,只有一个重视教育的孩子从贫民翻身进入到中产,其他穷苦人家的孩子,还是像父辈一样,没能提升生活的质量。
3、穷则思变
穷必须要思变,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,无论对国家,还是个人,都有非凡的意义。但怎么变,很多人给出分析,却没有正确的方法。
比如,孟加拉国的尤努斯,因为创立“穷人银行”格莱珉,成功地开创了给穷人借贷资金的新模式,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。
可后来有人调研发现,因为资金成本问题,穷人仍然承担高额不灵活的利率,所以,他们并没有因此改变生活的窘境,只是维持旧有的“活着”。
而这次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发现,借贷资金难、成本高,还是大问题。
按照三人的研究,思变的起点,应该是先让穷人不局限于眼前,接受正确的信息,拓展思维的“带宽”:学习知识、形成远见。
其次,要有更多官方的支持,形成有益而不是教条的支持,像适当的教育机制,提供资金,甚至是帮助其中一些人成为公务员,改变命运。
此外,一个案例里,一个扶贫小组请教授穷人财务知识,但是总有人旷课迟到,一方面穷人有很多事情要处理,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对于他们生活过于遥远。
之后,扶贫小组了解情况,换个思路,改变教学内容,使得更加对穷人生活口味,情况立马好转,甚至不少人愿意出钱来培训。
无疑,接地气正是帮穷人思变、改变的关键,系统化、多元化的脱贫策划,是帮穷人致富的核心。
总之,即使不那么容易,但“贫穷的魔咒”还是可以打破的。奥斯卡电影《何以为家》里那样的场景一定会越来越少,就像音乐家约翰·列侬说的:“所有事到最后都会是好事。如果还不是,那它还没到最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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